楼市政策助长功利性离婚

    天津：房市面前婚书薄似纸

    为了离婚，从没听说过的离婚还要排队的现象出现了。

    2013年3月1日至4月2日上午，天津市南开区婚姻登记处总共为501对夫妇办理了离婚手续。高峰时，人们在门外排起长队，自发组织，以发号的方式维持秩序。 有人在凌晨三四点钟就来排队。这是只有“情人节”等一些寓意吉利、结婚扎堆儿的日子才会出现的景象。

    南开区婚姻登记处为此增加了人手，正常情况下这里每天接待10对离婚夫妇，在采取叫号措施、满负荷工作的情况下，接待量仍然成倍增加。开具的婚姻记录证明也是如此，以前每天30多份，现在八九十份。

    据统计，2012年，天津市协议离婚30315对，平均每周600对左右。而2013年，仅3月4日到8日这一周就达到1255对，比前一周增加了470对。

    2月26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“国五条”，规定出售自有住房时，能核实房屋原值的，要按转让所得的20%计征个人所得税。而依照国家规定，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，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的所得，可以免税。一些人从中发现了“离婚避税”的空间。

    天津有位女士办完离婚手续，顺便咨询婚姻登记员，“办复婚也是在你这儿办吗?”

    婚姻登记员们对此并不陌生。天津大港婚姻登记处一位工作人员的经验是，此种离婚的当事人与正常离婚不同，他们来时“有说有笑”，即使财产归一方所有，另一方也从容自若。

    但是，出于对个人权利的尊重，只要当事人手续齐全，婚姻登记员就只能办理手续。

    潘莉与丈夫方卓桥(化名)很庆幸他们的“先见之明”。他们离婚那天是2013年2月6日，之后半个多月，婚姻登记处门外忽然排起了长队。

    走入婚姻登记处那一刻，这对刚过而立之年的年轻人还手牵着手。两本红色的离婚证书上留下了他们各自笑嘻嘻的表情。对他们来说，离婚只是一个法律程序，跟感情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只是为了买房。

     办理离婚手续，他们付出的代价是110元。可如果算一笔账的话，“好处”数以万元计。他们此前名下有一套住房，想再买一套二手房，房价175万元。方卓桥对记者说，房子在他名下，如果家庭买二套房，意味着首付要交房款的六成，100多万元，贷款利率也要上浮10%。

    他们办了离婚后，房产归他，潘莉恢复单身且无房，首付只要三成，贷款利率享受八五折优惠。不算利益，仅仅为了少凑50多万元的首付款，他们也得为离婚率“添砖加瓦”。

    “国五条”推出之初，潘莉去房管局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。她看到，房管局也排起了队。最“疯狂”的时候，得在头天下午去排队，等第二天上午的号，中间还要换号，“一个晚上换3次号”。直到3月31日，“国五条”细则出台后，仍有买房的朋友告诉他们，自己的房产中介人凌晨四点去排队。

    不过，随着细则的出台，无论房管局还是民政局，队伍都没那么长了。南开区婚姻登记处从3月29日开始算是度过了高峰期，如今每天受理离婚20多对。方卓桥说，这是因为“该办的都办得差不多了”。细则陆续出来，政策临近实施，那么人们不再像最初那样有把握“避开政策”，兴许头天办理，第二天就实施，来不及了。

    有风险的是感情，不是楼市

    针对这波离婚潮，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发了一份“楼市有风险，离婚需谨慎”的公告。方卓桥对这条提示的感受恰好相反。

    “不是楼市有风险，是人的感情有风险。”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强调。

    他说，楼市无论涨跌，都可能成为不复婚的理由。彼此间的信任才最重要。

    办离婚时，他没敢告诉父母。离婚买房的过程中，他和潘莉都经受了考验。根据离婚协议，现有住房归他，而他卖掉房子后，房款也归他，“有可能先跑”。但在这笔房款用于潘莉买房之后，潘莉又成了获益方。他们都充分相信对方不会跑掉。

     除了离婚，他们也有别的选择。房产中介当时告诉他们，只要花5000元，就能办一套足以以假乱真的离婚证件。这已涉嫌违法，按照国务院规定，对教唆、协助购房人伪造证明材料、骗取购房资格的中介机构，要责令其停业整顿，并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，情节严重的，要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。

    方卓桥说，做假证的人就是担心离婚弄假成真，落得“人财两空”。而他们对此并不担心，就选了最省钱的方式——真离婚。

     天津一位售楼员表示，由于房管局的系统与婚姻登记系统并不联网，因此的确有人用假离婚证蒙混过关。当然，用假证有被查出的风险，可确实“诱惑力大”。

    “啥都慌了。”这位售楼员形容，卖房人要离婚，为了避税。买房人为了降低购房成本或突破家庭限购政策，也想离婚。

    研究房地产法的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陈耀东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指出，房屋交易需要的材料较多，目前还没有做到所有部门的材料能够联网和鉴别。但办伪证，就面临相应的法律后果，性质恶劣的话可能构成犯罪。

    陈耀东认为，利用离婚来避税，在民法领域属于“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”。在行政法上，违背有关税法的规定，一旦查出可能要补缴税款。

    但他也指出，协议离婚是当事人之间的事情，存在主观性，无论税务还是司法部门，都很难判断证据，因此此事极易陷入无从查处的境地。

    离了婚的潘莉也对记者说：“你是可以追究我们责任，但是你凭什么界定我俩不是真的离婚呢?我就说我感情破裂了。”

    陈耀东担心，这种状况也会诱发一些社会纠纷。他举例说，如果一对夫妻甲和乙要向另一对夫妻A和B卖房，为了避税，可以甲、乙离婚，A、B离婚，然后拥有住房的甲和A结婚，房屋再改到A的名下，然后双方各自离婚，再分别复婚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，都会导致有人“人财两空”。

    “如果连家都没有，一纸婚书就不重要了”

    上周，天津市民童俊(化名)30余年的婚姻走到了终点。

    他和妻子痛快地分割了财产。名下的两套房产归他所有，其中一套由儿子童锐(化名)居住，而他们自住的一套面临拆迁。由于天津市一户家庭只能拥有两套住宅，他只能离婚，再以妻子的名义寻找住处。

    今年春节以来，他们一直在找合适的二手房。起初还能看到一些好房子，等到“国五条”出来，很多房子被抢光了。

    他们看中过天津梅江居住区一套200多万元的二手房。中介下午两点半打电话通知他们去看房，他们立即赶到后，发现前面已有四五户人家排队。而房主跟排队的第一家已经谈妥，就在回家取房本的路上又变卦了，“坐地涨5万元”。

童俊后来又看上一套房子，要买房，需要马上离婚。他们交了两万元订金，然后在一个下午去了婚姻登记处，第二天中午办完了手续。可手续办完了，房子让出价更高的人买走了。

    夫妻俩离婚那天，儿子还跟他们开玩笑：“咱吃一顿吧?”他们说：吃什么呀，赶紧买房子吧!”

    童锐从父母身上深刻地感受到了房子对百姓家庭的压力。父母在纠结于是否离婚时，给他打过电话。“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。”他说，理智告诉他父母应该离婚，但是他又没法跟爸妈说“你们离婚吧”。

    他本想考虑几天再作答复。没想到，父母的下一个电话就是告诉他“离了”。

    童锐能感觉到，父母的注意力都在房子上。“房子是生存的事儿，安家的事儿，如果连家都没有，一纸婚书就不重要了。”

    这个年轻人说，在自己的心目中，婚书也不是最重要的了。现实摆在这里，买房关系到家庭的富裕，也关系到下一代。

    房市给婚姻观带来冲击

    对于民政系统来说，房市对婚姻观的冲击，是一个需要考虑的事情。2012年11月，天津市民政局婚姻收养登记管理处在全市征集了21篇婚姻登记方面的优秀理论文章，几乎每一篇的作者都指出了“功利性离婚”对婚姻观的冲击。

    有婚姻登记工作者指出，婚姻本来是神圣的。为了谋取利益而离婚，是一种欺骗行为。这种现象影响到公众对婚姻的信心，也是对婚姻制度的破坏。

    “这个问题反映出中国的离婚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。”一位民政系统的干部对记者说。

    有人指出，我国的婚姻法几经修改，更加尊重当事人意愿，离婚异常自由和低成本，“立等可取”。而有些国家，离婚有一定的缓冲期，值得我国借鉴。此外，亦可通过完善房贷等政策，让“假离婚”无利可图。

    事实上，住房只是助长“假离婚”的众多因素之一。社保、户籍等因素，都可能催生虚假的婚姻。一位民政官员对记者说，如果是个别情况，那么是个人对婚姻不够尊重。但如果出现较多，说明在政策方面有待于完善。

    很多人指出，功利性离婚不利于国家调控政策的实施，加大了婚姻登记部门的工作量，也会使公众对政府的公信力、政策的科学性产生疑问。

    陈耀东教授指出，任何一项政策推出之后，政策制定者都应该勇于面对现实，怀有一种纠错的勇气。房市的政策会引发诸多连锁反应，政府应该谨慎对待。如今“国五条”及其细则都已出台，各级政府有必要关注政策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，全盘考量，然后作出下一步判断。

    这位法学学者认为，社会上一些人通过离婚来规避法律、逃避税收，对道德观念造成了冲击，会不会引发其他连锁性的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，能否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，对于这些，政策制定者应该尤其注意。